《雍正王朝》里的一场斗殴闹剧藏着一个坑死大清的经济大坑

  作为一部“处处是戏”的经典古装剧，从上世纪末火热至今的《雍正王朝》里，塑造了很多让人深刻的人物与剧情。第22集“孙嘉诚户部斗殴”的桥段，就是叫多少追剧粉丝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段。

  在这段戏里，刚登基的雍正帝，正在为大清朝做工精美，充满“新朝新气象”的铜钱赞不绝口，接着就分分钟被直臣孙嘉诚打脸。这个又丑又倔的大清直臣，就为这“漂亮铜钱”的事儿，先痛打了户部尚书，又当着雍正的面，和督造“漂亮铜钱”的廉亲王（先前与雍正争皇位的八阿哥）互撕，气得雍正都骂他“成何体统”。可在等着孙嘉诚说完“斗殴理由”后，现场的大清高官们，却是都哑然了。

  因为在孙嘉诚看来，自己不是无理取闹，而是这“漂亮铜钱”太坑：这铜钱之所以漂亮，是因为含铜量太高。而朝堂的银通兑换比例，和市场价“差价”有太大。所以不法分子拿了这“漂亮铜钱”，就会融了铸铜器牟暴利。官员们也能利用这“差价”发财：老百姓交税按照官价交铜钱，他们倒手就兑换成白银，分分钟就是一倍的暴利。“新朝气象”的大清铜钱，其实是“恶钱”，除了肥贪官，就是坑害小民，确实是坑！

  在《雍正王朝》剧情里，这触目惊心的真相，也让雍正帝猛醒，表面上斥责了孙嘉诚，然后却全盘接纳了孙嘉诚的建议，对大清铜钱政策进行强力改革。深感雍正帝知遇之恩的孙嘉诚，也终为雍正帝的“新政大业”洒下一腔热血。他的耿耿忠心，当年也叫多少观众边看边抹眼泪。是为《雍正王朝》里戏份不多，却塑造得极为成功的一个角色。

  不过，倘若放在真实的历史上，倘若孙嘉诚的这段怒吼，真被雍正帝及其“哥几个”听到，恐怕都得齐齐哂笑：你说的“铜钱太漂亮”的毛病，当我大清不知道？

  实事求是说，在清朝中前期，特别是“康乾盛世”的一个多世纪里，清王朝做的非常好的一条国策，就是铜钱政策，即“铜政”。

  在清朝之前，“恶钱祸国”的教训历代都很多。被清朝“接盘”的晚明王朝，也是在“恶钱”问题上吃过血亏。所以“清兵入关”后，对“铸钱”也是极度重视。在户部设立了“宝泉局”，工部设立了“宝源局”，专门负责铸币，地方上也设有“铸局”，形成完备的铸币体系。

  而对于孙嘉诚悲愤怒斥的“私铸”问题，清王朝也严格重视，所以大清开国时起，就有明确规定“民间不得使用和出售5斤以上的铜器”类似规定，并且“只有一品官员才能用黄铜器皿”。所以即便有《雍正王朝》孙嘉诚揭示的问题出现，奸商即便重新炼制铜器，也不能放到市场流通，反而白白砸手里。

  而且叫康雍乾诸帝底气十足的，就是大清朝手里充足的铜：首先是与日本的“洋铜贸易”，康熙年间起，清王朝就在苏州设立“官局”“民局”，由“官商”“民商”出面，去日本采购“洋铜”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，以日本幕府的官方统计，日本流入中国的铜就在一亿斤以上。由于日本铜价便宜，所以这些被用来“铸钱”的铜，也让清王朝大获其利。

  另外还有“滇铜”，即盛产铜矿的云南，在清代得到了大量开发。特别是十八世纪下半叶起，“滇铜”的开采量保持在每年一千万斤的水平上，轻松“反超”了“洋铜”，成了清朝铜材的大多数来自。凭着这充足的铜，清朝的铜钱，也就有了稳定保障。

  更有趣的是，大清官府制钱，更有中国传统“高科技”冶炼技术作为支撑，在制钱中“掺杂部分合金”，又因白铅性质脆，所以“加入少量黑铅”，形成“三色合金”。到了乾隆时期，专对于《雍正王朝》剧中这种“私毁私铸”的问题，朝廷还有更高的招儿，“在制钱中加入锡，制成青钱”。这样的话，要想重新炼成铜器，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

  所以，在康熙至乾隆时代，其实是清王朝的“制钱”执行得最好，铜钱质量最好的年代。清王朝铜钱稳定的发行与运转，也成了“康乾盛世”的重要保障。那是不是可以说，《雍正王朝》的这个桥段，是“抹黑”了清朝呢？其实也不是！

  因为关于制钱中“含铜量”这回事儿，却实实在在关乎到大清经济发展的命运兴衰，是“重头戏”。虽然雍正年间的铜钱问题，没有剧中孙嘉诚说得这么严重，但这铜钱问题，却在清朝中后期，变成了大清朝衰败的重要原因。当然，问题并不是孙嘉诚说的“铜钱含量太多”，而是大清的铜钱，铜越来越少。

  早在战争前夜时，清朝的铜钱“用户”们就发现，怎么大清的铜钱，越来越不像样了？

  今天的许多收藏界人士都认为，清代的铜钱里，属中前期的“康熙通宝”“雍正通宝”最靠谱。但“道光钱”“嘉庆钱”就各种不像样，含铜量低得多。咸丰帝以后就更没法看了。制钱里锌、锡等杂质慢慢的变多，造成铜钱成色越来越差，这个弊病积重难返，无疑给大清经济带来致命打击。

  一来，制钱中铜含量慢慢的变少，“钱”变得不值钱，在白银兑换制钱的汇率政策里，制钱同样不占优势，又加重了地主阶级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榨；二来，市面上流通的制钱越来越“不值钱”，原本一枚制钱可以买来的，现在要五枚制钱才能买来，这就无形中加重了通货膨胀，进一步恶化经济发展形势，给清朝经济埋下隐患。

  至于铜为什么慢慢的变少，这就必须和大清后期的腐败朝政与政治时局联系起来。在经济繁荣的康乾时代，铜的来源可谓是非常充足的。内有铜矿开采，外有洋铜交易，源源不绝。而当了清朝中后期，尤其战争撬开中国国门，情况就发生了大转变。一种原因是日本政府国策改变，以及战争期间贸易格局完全打乱原本的洋铜贸易，让大清原本每年可以从洋铜交易中获得的几十万斤铜，统统化为乌有。按理说，大清王朝自恃“地大物博”，即便失去了与洋人交易，也不会一下子就没了铜材料。

  但无巧不成书，紧接着就面临着另一个“缺铜”的致命问题——原本赖以产铜的云南铜矿，好巧不巧在战争前夜垮掉。而云南铜矿之所以垮掉，是因为“厂欠”作为致命问题早已积久成疾。“厂欠”说白了就是赔钱。赔钱又有两个原因，一则开采铜矿成本高，而官府收购价格低，久而久之造成价格上的差异累积，二则由于清后期官员腐败，高级官吏甚至公开收取“归公铜”、“养廉铜”，在铜制钱方面贪污敛财，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制钱含铜越来越少。

  如此一来，哪里还有那么多铜，可以铸造出《雍正王朝》那种外形好看、利于观瞻的“铅四铜六”制钱呢？

  特别是到了咸丰年间，由于铜材料极其稀缺，清朝制钱用起库存旧铜，勒令商民百姓捐铜，甚至后期制钱干脆就没有了铜，造成“烂钱”来替代制钱，更是加速了经济发展形势剧烈恶化和通货膨胀，直接引发大清经济山穷水尽，被掏空了。而且，这时候恰逢战争后列强侵华，大量割地赔款，白银急剧外流，同时铜钱也在不断贬值，清王朝的经济在内忧外乱之下，彻底陷入了泥潭。

  纵观大清发展史，因为一枚“铜钱”而引发的一系列经济恶果以及存在的种种弊病，实在令人深思。大清经济最终走向衰败，深究根源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僵化腐朽的经济政策；还有在那封建社会的泥潭中，贪官为逐利竭泽而渔，不思发展人人自欺，才落得个走向颓败和灭亡的结局。

  参考资料：黄晓斌《试析清代制钱崩溃的原因》、陈希育《清代日本铜的进口与用途》、清秋子《货币历史》、王光尧《清代铜钱之沿革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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